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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如果要提升个人和家庭的金融韧性，有哪些需要做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？
在经济发展不确定的背景下，消费增速在减缓，消费信贷增速也在减缓。虽然有一些政策因素，信用卡连续15个季度在发卡量和金额上在下降。总体上，自2020年以来，广义消费信贷规模五年复合增速约为30%，和前十年增长差距非常大。而短期消费信贷，也就是短期小额非指定用途的消费信贷从2019年年末到现在几乎没有增长，过去10万亿，现在还是10万亿。从这个角度消费信贷增长乏力是一个现实现象。
当前消费信贷市场已进入存量竞争阶段，其结构性变化比总量变化更值得关注。一方面，高收入人群的信贷需求确实在减弱；另一方面，低收入新市民的应急性借贷正成为新的增长点。这一现象背后是三个关键因素：宏观经济的弱修复、居民收入预期不足，以及新市民群体因收入不稳定而面临的短期信用风险。
有几个数据，我们曾用自己客群做过调研，结果显示90%多的新市民客群用金融App实现贷款，不上网站。其中57%左右是高频使用的。而信用违约客户中很大比重是来自这部分客群，且违约往往是短期性的。究其原因，收入波动大、储蓄薄弱是根本。然而，着眼当下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，一旦发生信用破损，缺乏有效的修复机制会让他们难以再次获得融资，最终被排斥出信贷市场。
因此，我们不能仅看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总量变化，而必须进行更深度的结构性分析，并关注信用修复机制的建立。
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数据，我国居民家庭资产中房地产占比60%左右，金融资产配置仅占约20%，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。在金融资产配置中，多以低风险产品为主，如银行理财。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新调整周期，此类高比例房地产配置导致投资者面临多重焦虑。
一是流动性焦虑，房地产变现能力弱化，较难满足突发资金需求（如医疗或失业），尤其在房价预期改变后，该问题更为突出。
二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加大，居民对房产能否支撑长期目标（如养老或教育）产生疑虑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居民正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，表现为银行存款增加。但这衍生新问题：利率下行背景下，过度避险导致资金沉淀于低收益存款，在长期通胀环境中难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，形成“守钱却贬值”的悖论。
资本市场虽为潜在解决方案，但过去的一些投资体验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一是能力焦虑普遍存在：相当比例投资者对基础概念（如通货膨胀、复利原理等）认知不足，限制其理性参与。二是行为偏差：高频交易、追涨杀跌及行业集中配置等非理性操作，可能放大损失风险。
今年我们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做了一个白皮书，按照金融健康分成四个维度，日常开支的“每一天”，应急的“下雨天”，投资长期的“有一天”，以及全生命周期对财务的掌控力。在金融健康维度我们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。
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和普惠金融研究院合作开展金融健康调查，已经发了两年的绿皮书了。今年利用蚂蚁新上线的金融健康智能体收集的上万份样本数据，在需求层面上，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，我讲三小点。
第一，从债务健康程度看，30-39岁的人群在中国所有的群体中压力都是最大的。调研中，他们大概有44%是有房贷，比更年轻的25-29岁群体和40岁以上群体有房贷的比例都明显要高。这个群体中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，相对来说杠杆率会高一点，正好遇到最近几年时间房产下跌，特别是最近一年多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下跌和波动时，他们资产负债表受到较大冲击，甚至出现净资产缩水，也使这个群体中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今天我们看到像北京8月份的消费同比下跌将近两位数，这和北京自6月份开始所有城市中房价下跌幅度是最深的有很大关系。
第二，通过调研看到，保险保障方面是很大的短板，这对整个消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这里有我们这个样本的几个数据。从社保层面，调研显示18%是参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6%没有社保，将近四分之一没有社会保险或者只有很低水平的保险；在商业保险中，大概32%的人是没有任何一种商业保险的。一二线城市比三四线城市要更好一些，收入高的人保障程度好一些，收入越低的保险保障程度越低。我们观察到，在控制了收入和资产的情况下，保障程度越高的群体，消费水平越高。所以，加强社会保障对提振消费有非常积极的作用。
第三，提升金融健康水平和促进消费短期可能是有着矛盾的。调研中发现，流动性准备越强的群体，或者债务状况越好的这部分群体在最近这段时间更不花钱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什么原因呢？很有可能是这部分群体缩减了消费，增加了存款，也拿出来钱用于更多偿还贷款。大家提前还贷与我们的利率水平也有关，名义贷款利率并不高，因为物价增速低，实际贷款利率比较高了。线%左右。在现在的情况下哪里的收益能有5%，国债收益率1.7%、1.8%，理财产品不到2%，个人理性选择就是提前偿还贷款。所以，短期上，我们提升健康程度确实跟促进消费有点矛盾，但我想长期是没有矛盾的，只有把个人资产负债表修复好，健康水平越高，未来才能更愿意花钱，否则是很难的。
当前家庭中有些年轻人个人金融状态是什么样的形式？还挺难总结的。我凭我的想象和接触，谈几个方面。
第一，大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越来越高。第二，就业和晋升的难度越来越大。第三，收入增长的幅度越来越低，甚至有一部分群体没有增长，还在下降。第四，作为家庭，尤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年轻夫妇，他们的财务收支情况显示出负债越来越多，包括刷信用卡和各种贷款。第五，负债违约比例、频率越来越高。所以，在征信方面现在有一个突出现象，也很典型，维权投诉比例很高。第六，年龄大一些的人，过去对信用约束的体会越来越深，但年轻人就越来越淡薄。看到这些形势是不乐观的。
一是信用建设，尤其是征信体系建设需要做重大调整和转型。我把它归纳为四方面的转型。一是把信贷账本转化为消费服务平台或者数字化的消费服务平台。二是把主要服务放贷机构转向服务消费者。三是把垄断竞争转化为充分竞争。四是要将国内服务和国际服务一体化。
二是从消费者、个人的角度来看，需要改善三方面的状态：一是改善财务约束，二是改善预期，三是改善信用状况，就是要加强自我消费方面的教育，再就是做好各征信机构、放贷机构的合作。同时，以良好的状态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谢谢。
对深陷困境的个人和家庭有哪些好的解决办法？对于这些群体金融机构可以做什么事情？
大概从疫情前后的几年，我们进行了样本数很大的调研，大概覆盖了几十万的债务人。这些债务人群体肯定不是理财群体。中国金融消费者群体分层非常明显，这些人很多到了“以贷养贷”“债务危机”爆发的阶段，而且越来越多。这引起我们很大的思考。我认为是各个层面的事情。这里债务问题简单讲是两方的角色，债务人和债权人。但是在更大的社会层面涉及到整个从法律、到政策、征信、包括司法、企业整个社会化生态体系的问题。
解决债务问题，从个人的角度，个人债务有轻、中、重。在台湾，法律上和政策上就确定一个人债务占到其销售收入22倍，这个人的债务不可持续，金融机构就有义务、甚至是强制性和债务人协商债务。这些债务人，有些大量是优质客户，这没有问题；有些是中度债务人，有人是由于创业失败，有人是由于失业，也有非理性消费，都有一定的比例。非理性消费的人群可能要控制自己了，管理自己的债务，做日常规划；对重度债务人，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。网上有什么东西说可以帮你，他们很多都采取这种方式。这就带给我们这个行业甚至一些“灰产”提供了机会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。
在金融机构中，不是一个机构解决一笔债务的问题，很多是多头借贷的问题。可能在五家机构、三家银行、三家消金公司或者其他体系外的互联网金融都有负债。怎样能够形成跨机构协调的入口？如果要解决一个人的问题，而不是解决一笔债的问题，这就需要我们一些行业组织来牵头设计这件事情。
中国这么多年金融科技发展后有很高的技术水平，但我们要从顶层设计、相关的生态上，构建出一套债务管理、信用修复的体系。单靠某个机构是很难的。单靠个人，特别对一些重度债务人也是很难的，这需要全社会的力量。
从贷后管理的角度，如果管太紧有点不近人情，如果管太松风险很高，还有一些老赖，有哪些好的做法和处理的解法？
这本质上是一个如何优化贷后管理的课题。理想的贷后管理不应是单一、强硬的催收，而应是一套精细化的处置体系。我们认为，改进需要系统性推进：
首先，在金融机构层面，核心是推行“分类处置，一人一策”的精细化模式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和意愿，采取差异化的策略：对于短期遗忘的客户，一条友善的提醒短信或许就已足够；对于有还款意愿但面临暂时性困难的，则可以启动债务重组，通过延长期限、减免部分息费等方式，助其渡过难关；而对于少数恶意逃废债的行为，则坚决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。当前行业的痛点在于未能充分实现这种精细化区分，往往统一采用单一方法，这自然引发了客户的反感。未来，借助金融科技深入分析客户特征，实现真正的“一人一策”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同时，金融机构必须严格约束与管理委外催收机构，确保其操作严格符合行业规范。
其次，要探索超越传统追索的治本之策。 我们认识到，化解债务问题的根本，在于帮助债务人恢复并提升其自身的还款能力。为此，我们公司实践推出了“逸骊Job”平台，旨在为新市民群体提供就业培训与岗位支持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回收债权，更是从源头上帮助他们稳定收入、走出困境，形成一个负责任的良性循环。
最后，在制度层面，我们呼吁司法机制的协同革新。当前繁琐、高成本的诉讼程序，已难以适应海量小额信贷纠纷的处理需求。债权债务关系本质是清晰的合同关系，我们亟需探索建立高效、低成本的简易司法程序，用于快速处理事实清晰的小额批量案件。这才能从法律根本上，公平、友善地定分止争，同时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益。